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传染病防治专项新闻发布会


日期:2017年03月23日    

   时间: 2017年3月21日下午3时
   地点: 科学技术部
   内容: 新闻发布会由科技部重大专项办公室主任陈传宏主持。传染病防治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司长秦怀金,专项技术副总师、工程院院士徐建国介绍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相关情况,并与专项技术总师、工程院院士侯云德,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副所长、研究员阚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研究员武桂珍一起回答了记者提问。

   陈传宏: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两会”期间,媒体各位朋友对科技工作、特别是科技重大专项进行了积极宣传报道,舆论反响很好,感谢大家的支持!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是《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确定的重要任务,民口共有10个专项,涉及信息、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环境和人口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旨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现重点领域跨越式发展,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社会和公众也非常关注。
   为了更好地回应社会各界对重大专项的关注,从今年开始,我们有计划的组织召开一系列新闻发布会,集中公开发布重大专项实施取得的重大成果,以及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月份和2月份,我们分别召开了“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新药创制”2个新闻发布会,展示了我国移动通信产业从“2G跟随”、“3G突破”到“4G同步”的跨越发展,以及我国在新药创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GLP平台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新闻发布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公众对重大专项取得的成果予以高度认可和肯定,对未来的创新发展充满期待和信心。
   今天,我们在此召开本年度第3次新闻发布会,专题发布“传染病应急防控技术体系”重大成果,全面介绍进展状况、实施成效、以及在保证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传染病防治专项的总体目标任务,除了今天发布的内容,还包括针对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的科技攻关,我们今后将适时发布。今天,请媒体朋友们聚焦应急体系建设的内容。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教司秦怀金司长,传染病专项技术总师、工程院侯云德院士,专项技术副总师、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徐建国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所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阚飙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武桂珍研究员为大家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

   秦怀金: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又见面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前,是在另外一个会议室发布了关于重大新药的实施进展情况,今天是发布传染病专项的实施进展情况。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要求,经国务院批准,“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于2008年启动,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牵头组织实施,期限是2008—2020年。传染病专项是以完善国家传染病防控的科技支撑体系、全面提升我国传染病的诊防治水平为目标,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关键技术的集成,使我国传染病防控自主创新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有效应对重大突发疫情,保持艾滋病低流行水平、乙肝向中低流行水平转变、肺结核新发感染率和病死率降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传染病专项启动八年以来,聚焦传染病防控的关键领域,集中优势资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是强化技术体系建设,突发急性传染病应对能力得到跨越式提升。我们初步建立了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病原和未知病原的筛查技术体系,建立了由12个核心实验室、91个区域重点检测实验室和800余个哨点医院组成的跨部门、跨地区传染病症候群的监测实验室网络,在病原监测预警、检测、确诊和患者应急救治等方面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为有效应对近年来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H7N9流感、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埃博拉等重大突发疫情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为实现从被动应付疫情到主动应对威胁的转变,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国际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彰显了中国力量。
   二是突破了一批三病诊防治的关键技术,为降低三病发病率和病死率提供了科技支撑。在艾滋病方面,艾滋病毒核酸筛查试剂实现国产,将检测窗口期从28天缩短到11天以内,大大降低了输血的传播风险;推广实施了综合强化干预技术方案,使我国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间艾滋病性传播减少了62%;基于国产药物优化一线治疗方案,使治疗费用降低了79%。在乙肝方面,优化了乙肝疫苗的免疫接种策略,大大降低了接种无应答率,提高了母婴阻断率,5岁以下儿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降到1%以下;优化了重型乙型肝炎的治疗方案,将急性、亚急性重型肝炎病死率由88.1%降到21.1%,慢性重型肝炎的病死率由84.6%降到56.6%。在结核病方面,我们产出了一系列诊断试剂,使结核分枝杆菌检测时间由4—8周缩短到6小时以内,痰液中结核分枝杆菌的检出率由25%提高到50%以上。
   三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长,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可持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建立并完善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平台,在三病领域强化了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治的结合。传染病防控科技综合支撑能力显著提高;在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方面,我们建立完善了病原体检测、监测预警、实验动物、生物安全、产品研发和评价等技术平台;在新发传染病病原学、病原体结构生物学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国际领先成果;聚集培养了一大批领军骨干人才和青年人才,专业人才队伍得到快速发展。专项成果共获得国家科技奖励22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
   目前传染病专项已进入了“十三五”最后攻坚阶段,也是专项实施的决胜阶段。我们按照“十三五”实施计划的要求,将聚集民生保障和疾病防控急需,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和现实的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聚焦标志性成果,加强聚焦瘦身,调整优化技术路线;聚焦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职能转变和部门的协调,优化政策环境,加快成果的转移转化。到2020年,我们依靠科技创新,使我国的重大传染病防控能力总体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确保有力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和有效防控重大传染病国家目标的实现。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将按照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为实现总体目标而努力。
   我们也欢迎新闻界的朋友对我们专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接下来我和我的同事愿意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谢谢。
   陈传宏:接下来有请徐建国院士介绍突发急性传染病综合防控体系建设的有关情况。

   徐建国: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首先欢迎各位在百忙之中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受侯总师的委托,我来做能力建设方面的汇报。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以来,在突发急性传染病的应急体系建设方面重点部署,大大提升了我国在突发传染病疫情处置和新发病原发现的创新能力,并在国际重大传染病的防控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了国际水平的病原体的筛查鉴定技术体系,在发现新病原的能力方面,我们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初步建立了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病原的检测体系,以及未知病原的筛查体系,形成了对新病原体的识别鉴定能力,病原快速检测鉴定能力大大提升,这些技术已运用到传染病常规监测工作和应急工作中,经过多次实战检验,在突发疫情处置病原确认中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一是在我国鉴定发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的新的病原体,包括新型布尼亚病毒、H7N9病毒、流感新型重配病毒、H10N8以及H5N6,泛耐药细菌,就是过去俗称的超级耐药菌,远远超过专项实施前,并且多个为全球首先发现。
   二是研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病毒感染,黄热病等输入性传染病的病原感染检测试剂,为我国防控传染病疫情输入发挥了病原确认的作用。
   三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与全球共享新发现病原体,如H7N9,H10N8流感病毒等检测技术,为全球流感防控做出重要贡献。自主研发的埃博拉病毒诊断试剂用于西非实战,实现境外开展疫苗临床试验零的突破。援非抗埃实现“零感染、打胜仗”的目标,展示了中国力量,赢得高度赞誉。
   二、形成病原体分子分型监测核心技术体系,建立了传染病多病原筛查技术体系和监测技术,为传染病监测从单病种零散监测、被动监测向多病原综合监测、主动监测发展奠定了基础。建立了病原体分子分型技术和适于我国的信息化网络核心技术体系,并实现了我国传染病防控应用转化,为我国疾控系统的“国家致病菌识别网”的建设提供了实验室分析和网络信息化的核心技术,实现了病原监测的分析技术的升级换代,实现了不同地区网络实验室的数据交换和信息管理,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加拿大后国际上第三个实现传染病分子分型监测网络与信息化的国家,并形成了独创的国家-省-市三级的病原体分子分型监测网络信息化和工作模式,疫情发现和溯源能力大大增强。传染病监测是控制传染病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为疾控系统提出的国家致病菌识别网的建设,从理论到技术,到创新性的,我们源于发达国家,高于发达国家,实际在世界上还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建立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于传染病症候群的病原谱监测研究实验室网络,有12个核心实验室,91个省市级的区域实验室和800多家医院实验室组成,针对发热呼吸道、腹泻、发热伴出疹、发热伴出血、脑炎脑膜炎五大症候群多病原开展监测,开展病原检测的数量从2008年的22种提高到2015年的90种,从“十一五”到“十二五”,连续积累七年的科学数据,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我国五大症候群各类传染病的病原构成的本体和病原谱的时空动态流行规律。
   三、突破多项传染病流行病学综合监测预警技术,整合流行病学与其他多学科技术,信息传播相关大数据,建立了重要的传染病疫情流行趋势预测、基于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分布地理信息图谱和传播风险评估、预测等技术,实时分析传染病发病特点及流行规律,预测疫情传播风险,动态模拟疫情发展变化趋势,快速评价干预措施实施效果,已在我国登革热疫情的防控、血吸虫病、疟疾监测中进行了运用,显著提高了监测和疫情发现的敏感性。
   四、提升突发急性传染病重症病例临床救治能力,针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的急需,重点加强严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应急救治技术研究,建立了重症化预测指标体系,探索了人工肝、抗病毒治疗,应用于重症甲型流感治疗,微生态制剂预防继发细菌感染的技术,制定了重症流感救治临床路径和救治指南,建成临床电子数据采集系统,纳入突发严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病例,建成突发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样本管理系统库,搭建了多学科的联合诊治平台,培养了临床专家队伍。
   “十三五”期间,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将继续围绕专项目标,完善重大传染病诊防治体系,自主研发传染病诊断、预防和治疗的技术产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重大传染病临床治疗方案,为降低新发感染率、病死率提供科技支撑,为提升突发急性传染病应急处置能力提供有效手段,为培养传染病防治人才队伍提供必要条件,最终实现全面提高我国传染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控制水平,为维护人民健康、保证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近年来传染病,特别是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处置方面的工作大家还是看得到的,确实反映了我们国家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能力,和非典期间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得益于重大专项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对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
   陈传宏:谢谢徐院士,下面进行提问环节。

   健康报:各位专家好,我是健康报记者,有一个问题,埃博拉疫情和寨卡病毒的应对中,中国专家也贡献了很多中国智慧。请专家介绍一下,在传染病防控的国际合作中,中国作出了哪些贡献?

   陈薇:这位记者提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国际合作。国际合作是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一直支持的一个重点方向,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国际合作中“中国智慧”的贡献度,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大家知道,传染病是不需要护照也不需要签证可以到达世界各个地方,所以“传染病无国界”,是全世界的共识。在这个共识之下,全世界防控传染病的国际合作,也是各国关注的一个方向和追求的目标。
   刚才提到埃博拉,我用这个来做例子,埃博拉是1976年发现这个病毒,当时大家觉得这个病毒是在非洲的偏僻地方才会出现,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这个事实已经被打破,因为2014年埃博拉爆发是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疫情,从2014—2016年,有28616人感染,11310人死亡,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虽然主要的爆发地在西非三个国家,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但是2014的疫情第一次走出了非洲,到了美国、英国、西班牙,我们一直说埃博拉和中国的距离也只是一个航班的距离。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每一个国家在传染病方面都不可能是独善其身的状态。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号召下,各国都在西非共同抗击埃博拉,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也展示了我们国家的力量。“中国智慧”我举三个例子,刚才徐院士说了诊防治,比如我们的诊断试剂,包括核酸、抗体、抗原,都是我们自主研制的,在塞拉利昂的固定实验室和车载实验室用的都是我们自己的诊断试剂,检了几千个标本,而且复核率是全部合格的,在整个国际竞赛中能达标而且跑在前列,这是诊。
   防的方面,我们团队研制了埃博拉疫苗,这是全球第一个针对2014基因型的埃博拉疫苗,而且是冻干粉针剂,适合炎热的非洲使用。我们的疫苗第一次走出了国门,在西非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塞拉利昂,成功进行了接种,而且完成了临床研究。连续两次在世界最顶级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了文章,而且最后一次是在今年1月7号,和美国临床是同时发表的,这是防的方面。习主席也表扬我们,埃博拉疫苗不仅是对世界的资源,也是我们大国的形象。
   治的方面,埃博拉抗体,就是我们的沈倍奋院士牵头的MIL77,成功救治了英国的一个女兵安娜·克罗斯,因为这个女兵是在非洲做志愿者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在伦敦用了我们沈院士研制的MIL77抗体成功进行了救治。2015年10月份,习主席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时,讲了四个中英友好的故事,其中第三个就说中国的埃博拉抗体救治了英国的女护士。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中我们都是用高科技来展示我们中国的智慧,援非抗埃是一个例子,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实施这么多年来,我们有很多能力慢慢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在传染病防控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用诗情画意的话来说就是,用中国的高科技来传播中国的好声音。

   人民日报:各位专家好,我是人民日报记者。除了现在已知的病毒,现在未知病毒的出现经常给公众带来巨大恐慌。我想请问在未知病原体检测发现和防控方面有哪些技术突破?谢谢。

   阚飙:在传染病疫情当中,针对已知病原的诊断,以及未知病原和变异病原的发现,是传染病重大专项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在重大专项的布局当中,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建立了技术,并且形成了体系。一是在病原体的组合检测和不明原因病例的病原筛查技术和能力水平上,获得了明显的提升。在专项实施前,我国的传染病检测技术存在着技术零散、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多种病原体诊断试剂和方法还是很缺乏的,另外主要的问题在于产品化率偏低,大多数少见、罕见的病原体没有诊断方法。
   在技术前沿性、集成性、系统性和标准化方面均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通过专项的实施,我国传染病病原体组合检测筛查技术水平获得了明显提升,对于已认知的病原体,我们建立了覆盖300种以上常见、罕见和新发病原体的多病原筛查技术。针对不明原因的病例的标本病原体筛查,建立起了基于宏基因组学的未知病原体检测发现技术,并且形成了一系列实验分析技术和生物信息的算法,能够筛选到同源性非常低的远源病原体。这些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已经在我国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H7N9、H10N8等流感疫情当中新病原的确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立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且可以进一步形成平台应用的新的诊断技术,与国际上相关研究比较,已经达到并行发展的水平,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很多的独创技术。
   二是在我们的传染病监测预警技术能力上获得了显著提升。以往我们国家传染病监测更多是依靠临床的诊断,存在诊断的准确性偏低,缺乏病原体确诊依据的状况。暴发疫情发现比较迟缓、被动,预警能力还是比较差的。围绕我们发展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和建立更有效的监测的模式的要求,目前已经建立和完善了30余种细菌病原的分子分型技术,规范了我国常见和重点防范的10种病毒分子分型方法,建立了国际上覆盖面最广的可替代细菌血清学鉴定的高通量分子甄别技术,使得复杂的致病菌血清型鉴定更为简便和准确,这些技术为敏感的发现病原变异和新的亚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在基于病原体分子分型实验室监测网络信息传输分析系统方面,取得了核心技术突破。自主研发了分子分型图谱相似性比对的算法,并构建了信息平台,实现了网络实验室本地递交图谱和其他信息,以及搜索中心数据库获得分析结果的自动化分析和发布的过程。就是在一个网络实验室,坐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就可以向数据库递交请求,比对信息,并且及时的查询全国的数据库,并且能够获得比对结果,来搜索看在哪个地方会出现相似的疫情病原。促进了我国实验室基于病原体分子分型实验室监测网络的实质信息化,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网络传输分析系统,加强了信息安全,为形成我国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监测和实验室监测相结合的新的监测预警模式奠定了技术基础。
   三是在传染病的症候群病原监测和分析技术能力上获得了显著提升。在传染病的症候群实验室监测网络平台建设中,已经形成了以12个核心的监测实验室、91个省市级的重点监测实验室还有800多个哨点医院组成的应对突发传染病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综合了一个跨地区、跨部门、跨系统的监测数据库,已经初步揭示了不同地区呼吸道、腹泻、发热伴出疹、发热伴出血、脑炎脑膜炎等五大症候群病原谱,分离到了一大批的菌毒株,通过病原学的分析,深化甚至修正了以往临床诊断上对区域传染病流行病原的认识,为深入阐明重要病原体的变异变迁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谢谢。

   南方都市报:各位专家好,我是南方都市报记者,我想问两个问题。刚刚阚老师提到了30种细菌、10种病毒的分子分离检测技术,老百姓怎么理解这个技术?为什么病毒比细菌要少一点?请您具体解释一下。请问秦司长,今后卫生领域的科技创新,包括三个P4实验室,每个省有一个P3实验室,这个规划对以后我们国家能力的提升还有什么样的作用?谢谢。
   阚飙:有关病原体分子分型技术,这是围绕传染病监测预警当中能够及时发现发,在暴发过程当中准确溯源的需求建立的分析技术,通过大量日常监测,对于分离的病原体,通过对它们的深入分析,能够预警一些暴发疫情,这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在暴发疫情当中,如果来自同一个感染来源的话,这些病原体是相同的,但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在人群当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病原体,所以国家疾控系统开展常规的监测,会从日常传染病监测当中拿到很多病原体,其中有些是散发的病例,有些是暴发的病例。
   怎么进行区分?尤其是这些爆发病例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从流行病学的数据很难看到有共同的关联性,所以现在从国际上的技术研究,尤其是当前核酸、基因组分析水平的发展,通过人的指纹图谱一样的分析,可能发现有些病原体分子型一样,有些不一样,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这些病原体的指纹图谱是一样的,是不是有共同的来源,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预警暴发,发现暴发的问题,同时能指明哪个地方的原因是这次暴发真正的源头所在。
   目前我们完成了30种病原细菌和10种病毒的分子分型方法、标准化,因为病毒基因组要相对小一些,方法的建立要迅速一些,早些有了一定基础,病原细菌非常大,基因组很复杂,所以在重大专项当中,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现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下一步还要再扩展研究更多病原体,扩展更先进的技术来建立敏感的技术体系来发现暴发和预警。
   秦怀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先从管理的角度回答,技术上徐院士,包括病毒所的武所长也可以做补充。刚才问了P3、P4实验室的事,我们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时候,我们国家这几年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我们今天下午主要是介绍在科技方面的重大进步。当然,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监测网络,还有一支非常好的应急处置队伍,包括救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这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点,突发新发传染病,无论是病毒还是细菌,有很多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必须在第一时间内通过检测、鉴定,确诊它是什么,刚才徐院士也介绍了,我们科技重大专项中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三天之内对300个已知和未知的可以搞定,原来的能力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不管是新病原体还是旧病原体,根据致病的等级,需要在不同等级的实验室做实验,也是为了安全,是生物安全的要求。
   现在P3、P4都属于高等级的,P3我们国家在整个规划中力争到2020年,每个省要保证至少有一个,否则的话出现新的疫情,病原体在转运过程中会有一些风险,我们希望能在本省、本地检测的就在本地,目前有些省还存在空白,但是P4是最高等级的,咱们国家现在P4只有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所,现在还没有正式运行,已经建成了,但是现在还在软件、管理上认证,最后经过专家评审才能正式在P4实验室做符合这个等级的实验工作。当然,P4我们国家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划,总的来说,P3也好,P4也好,这是我们国家提高生物安全能力、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武桂珍:谢谢各位记者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刚才秦司说得非常清楚了,国家生物安全实际也是03年非典以后各个方面高度重视,条例也出台了,刚才提到力争每个省有一个P3实验室,P4实验室也在建设当中。
   实际上我们P3实验室目前在大部分省市,有些地方还是很多的,比如国家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就有7个新建的P3实验室,这实际就是一个有力的保障,未来的P4,刚才说到了中科院的武汉所,刚刚已经通过认可委的验证,正准备实验室活动资格审批,实际上未来即将开展活动,我们还有云南所,云南所是医科院的,也在进行当中。包括卫计委已经做了这方面的计划,未来中国疾控中心也在建设,P4我们很少,在美国有几十个P4,P3更多,其实有这些实验室,我们国家的生物安全,我们国家传染病控制才有更强有力的保障。实验室实际上分为四级,病原分为四类,实验室从一级到四级逐渐升高时,实际上我们应对的病原危险性是更强的,是逐渐升高的。谢谢各位。

   科技日报:各位专家好,我是科技日报记者,刚才武老师说到非典疫情,从非典开始,我们认识到了突发性传染病疫情,也是从这时候起,我国的传染病防治和应急体系开始不断完善。想问一下有关技术性的问题,我国现在对突发急性传染病到底突破了哪些关键技术,能举一两个例子吗?从这些核心技术产生了哪些标志性成果?谢谢。
   徐建国:非典以前是一个阶段,非典以后疫情公开,政府支持加大,社会关注,传染病防治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所以应对急性突发传染病,无非就是发现它,监测它,降低病死率来预防控制,所以首先应该是发现新病原。我们发现新病原的能力,现在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新病原包括几个,一是国外已经有的我们还没有传进来的,发现这个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包括寨卡、黄热病等等。二是在中国出现的发生变异了,流行特点不一样的,病死率增高,这个我们也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未知的,都不知道这个病原体,我们的能力要得到很大的提高,比如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发现了1000多种病毒,接近1600种新的病毒,还有一些细菌,我们具有这种发现能力,在新的传染病来的时候,或者出现新的病原体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非典期间那样,我们就有信心来迎接挑战,当然实战的能力还需要更大的挑战才能检验出来。
   再就是溯源的问题,来了以后要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现在的传染病和过去是不一样的,过去局限于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城市,现在不是了,现在一个传染源可以到多个城市,甚至到多个国家。刚才说到监测网络技术,一个病原体如果在十个城市同时出现,早期是出现个案,我们这个网络把十个城市纳进来就可以早期预警爆发,这种能力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国家致病菌识别网”,这是我们应该向美国CDC学习的技术,但是现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应该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这个我们也能做得很好。
   三是临床救治能力,新发突发传染病来了以后最大的问题是临床大夫第一次看见,所以病死率比较高,这是无法回避的,所有新发传染病都有这个特点。但是我们的临床救治能力,特别是在H7N9方面已经显示了很大的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病死率降下来,能够保证社会稳定,得到了总理的表彰,大家都有这种印象,在很短的时间把病死率降下来这是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是疫苗的能力和发展药物的能力,应急的能力,特别是埃博拉,我们国家提前有布局,我们有技术储备,产品储备,所以我们才能走向国际。
   最后一个能力是技术支撑能力或者叫应急科研能力,过去科学家在自己的实验室做实验,发论文,现在疫情来了以后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回答,而且需要科学回答,以科学论文的形式来回答,这样才能更可靠。我们在H7N9流感、甲流的时候,我们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篇数和水平是非常高的,世界都很震惊。我们在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置方面能力,应该处于很高的位置。这些年来,H7N9也好,甲流也好,埃博拉也好,寨卡也好,黄热病也好,MERS也好,大家都知道的新发突发传染病,包括传进来的,我们国家疾病应急系统没有失手,这是最大的标志性成果,特别在领域中,一边科研一边搞工作,根据现场发现的问题来搞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为国家提供安全的保障,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以后的挑战更加艰巨,所以还要应对更多的挑战,但这时候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重大专项以后要做的,我们国家应急系统发生不可同日而语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领域中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

   经济日报:各位专家好,我是经济日报记者。经过专项八年的实施,我国在应对传染病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专项在“十三五”期间还将开展哪些方面的重点工作?谢谢。
   秦怀金:刚才更多介绍“十一五”、“十二五”实施八年来取得的成效,因为“十三五”和“十一五”、“十二五”是连续的,“十三五”将继续围绕当时国务院批准的传染病重大专项,我们的总体目标的要求,继续围绕着能力,能力是最核心的:
   一是完善控制传染病科技支撑体系,核心是提升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能力,能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在三病方面,还是继续围绕向艾滋病、乙肝、结核病的新发发病率和病死率,在关键技术、防治策略上进一步进行攻关,为实现专项提出的目标做努力。
   三是在管理上,是“十三五”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十一五、十二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十三五”是边研发边攻关,边把重大成果用于防病实践,用于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实践,让我们的成果更多的、尽快的转化成成果,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大家知道,肝炎现在有疫苗,防治策略在进一步完善,母婴阻断的问题,非常重要的是乙型慢性肝炎的治疗问题,怎么降低新发的感染率,降低病死率,在重症肝炎中进一步研发。结核主要是诊断领域,关键技术上一定要有突破,这当然也是世界性的难题。“十二五”,我们从6—8周缩短到现在的6小时,在这个基础上,一些关键技术在进一步攻关。总的来讲,通过“十三五”,我们按照当初设计的目标、技术路线,要围绕提升能力和降低“三病两率”的目标,把我们的科技成果进一步用于实践中,取得预期的成果。具体技术方面,让徐院士再介绍一下。
   徐建国:总结了几个标志性成果,给我们定下来的,经过讨论,我们围绕几个标志性成果再布局“十三五”的发展。能力建设方面,就是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处置体系,十大关键技术:检测技术、监测技术、疫苗技术、诊断试剂评价技术、实验室安全技术、动物模型的技术等等,临床救治技术等十大关键技术,现在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整体要达到先进的水平,在某些地方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整体要上升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所以布局了一批课题。
   肝炎方面,我们国家肝炎流行率比较高,现在经过疫苗的免疫策略和疫苗的改进等,母婴阻断策略的改进已经很低了,我们把肝炎从高流行国家到低流行国家,把肝炎大国的帽子摘掉,在“十三五”期间,我们要围绕这样一个目标来制定一系列的计划。包括乙肝向肝癌转移,特别是向纤维化逆转,降低病死率方面,我们也要做一些布局。结核方面,因为检测技术用到临床诊断中还有长的路要走,我们面临的挑战还很大,所以早期控制传播源,把结核控制起来,这是“十三五”的重要指标。
   艾滋病更复杂一些,疫苗的生物性预防不能放弃,但这是全世界面临的挑战,是综合防治的工作。所以,能提供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案,或者是在中国现有药物的基础上,提供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预防方案,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案,这是我们应该实现的目标。